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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景行:若不能改变时代,就抓住偶然机遇

       人浏览      添加时间:2013-12-26 21:46:43 简版阅读

 

66岁的曹景行在蓝紫色冲锋衣下穿了身笔挺的灰蓝色西装。冲锋衣的实用和质朴,西装的优雅和专业,似乎正印证他的人生哲学—拨开务实的外壳,就是华丽的理想。

 

不过,曹景行说自己很少谈理想,在他看来,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个人,往往是顺应时代。“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太多选择。”他说。

 

他有个横跨政治、历史、新闻和文学“四界”的父亲—曹聚仁。但在他3岁时,父亲就去了香港,之后聚少离多,他甚至都没能与父亲见最后一面。“直到上大学我看父亲的作品才知道他的很多事,家里人很少说起父亲。”夜色中的小车上,灯光昏暗,说这话时,他的表情淡然。

 

不能受教育于父亲,却因为父亲的海外关系,在1966年读完高中、失学两年后,曹景行成了首批“上山下乡”的知青。“海外关系是个包袱,甚至是一种原罪,有了原罪更应接受改造!”

 

他与王岐山、孟建柱同在一家安徽农场工作,一待就是10年。

 

“自我很小,集体为大”,这名来自上海的高中毕业生这样描述当时青年人的思想状态。他没怎么考虑自己的命运,就投身到养猪、粮食种植中。文弱的他后来能扛得动200斤的树、水泥。8月盛夏,双抢时期,他从早上4点在田地里干到晚上10点,光着的膀子晒成巧克力色。

 

繁重的劳动,长期没肉没油水的日子,他一天要吃3斤米面。“我没觉得苦,也不绝望,就是盲目。”

 

那时,他甚至以为这辈子就是种田了,只想着把田种好。

 

那时,他也没想过回上海,他在农场成了家,有了孩子,和妻子都是农场干部。

 

“在不能改变的时代里,偶尔冒出的机会,能抓住就很幸运。”

 

10年的知青时光,曹景行抓到书就读,他看过《二十四史》,也读过黑格尔、马列。“就是漫无目的地读。”他说。

 

1977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。“我没想过会有这一天,但机会来了,想读大学成了我内心的一股冲动。”曹景行说。次年,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以高分录取,“老三届”成了“新三届”。

 

知青岁月的勤读不是为了大学而准备,却无疑成就了他的大学梦。

 

曹景行总是坚持把手头的事情做好,他说:“理想就是期待,加上坚持。”

 

在复旦读大学的4年和在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的6年,他又看了10年的书。“以前下乡干活累得不行,还想办法看书,这10年,工作量太轻了,就不断看书。”

 

只是,这一次,他看到了一个方向,想通过读书去研究、了解世界,甚至期待以后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。大学期间,除了历史专业,他还修国际关系、世界经济系的课;在社科院,他研究美国农业。

 

42岁那年,曹景行结束了在上海的生活,去到香港。在那里,他终于能够看他研究多年的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运行。

 

“当时我不知道去了要做什么,去了我发现只能做新闻。”据他回忆,不能进大学,不能当公务员,要么经商,要么做新闻。自称连讨价还价都不会的曹景行选择了新闻。巧的是,大学期间,他修了新闻专业的课程。

 

从那以后,他再也没有离开新闻阵地。从幕后到幕前,从平面媒体到卫星传播,他乐此不疲。

 

在香港,他的英文能力让他工作生活都不费力。读大学期间,他找来美国的历史教材逐字逐句地翻译,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攻英文。在社科院,当时还没有复印机,他借来打字机打英文资料。英文学好了,指法也练好了。当香港进入电脑化时代时,熟练的指法让他很快掌握了电脑技术,成为《亚洲周刊》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编辑。

 

“我花的力气都刚好有用。”曹景行自觉幸运。

 

50岁是一个节点,他离开了《亚洲周刊》。

 

“人生开始倒数了,我没想清楚接下来干什么,只是不再想为别人打工。结果凤凰卫视找到我,似乎一切总是刚刚好。”他说。

 

从那时起,他的选择很多。除了在凤凰作评论员,他还为其他杂志撰稿。

 

窦文涛叫他“新闻雷达”,对此,他很谦虚地表示认同,“‘雷达’就是不断接收信号,的确,我总在接收新信息,对新闻很敏感。”

 

每天,他都读十来份日报,同时关注网络舆论场,并挑选当天最热的3条新闻做音频评论。据他透露,这些音频评论会送达全国30多家广播电台。

 

曹景行还有另一个身份: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。他已在清华当了8年教书匠,他说不知道还会做多久。这些年,他曾在上海、安徽、香港长住,在伦敦小住,也走过很多城市。现在,他唯独安于享受清华大学的美。

 

3月20深夜的那场大雪让他惊喜、沉醉,清晨他踏着雪在校园中游走,停不下的脚步,停不下的拍摄,“太美了,下着雪天还蓝着,实在罕见。”他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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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景行:若不能改变时代,就抓住偶然机遇

本刊记者        人浏览      添加时间:2013-12-26 21:46:43

 

66岁的曹景行在蓝紫色冲锋衣下穿了身笔挺的灰蓝色西装。冲锋衣的实用和质朴,西装的优雅和专业,似乎正印证他的人生哲学—拨开务实的外壳,就是华丽的理想。

 

不过,曹景行说自己很少谈理想,在他看来,作为时代潮流中的个人,往往是顺应时代。“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太多选择。”他说。

 

他有个横跨政治、历史、新闻和文学“四界”的父亲—曹聚仁。但在他3岁时,父亲就去了香港,之后聚少离多,他甚至都没能与父亲见最后一面。“直到上大学我看父亲的作品才知道他的很多事,家里人很少说起父亲。”夜色中的小车上,灯光昏暗,说这话时,他的表情淡然。

 

不能受教育于父亲,却因为父亲的海外关系,在1966年读完高中、失学两年后,曹景行成了首批“上山下乡”的知青。“海外关系是个包袱,甚至是一种原罪,有了原罪更应接受改造!”

 

他与王岐山、孟建柱同在一家安徽农场工作,一待就是10年。

 

“自我很小,集体为大”,这名来自上海的高中毕业生这样描述当时青年人的思想状态。他没怎么考虑自己的命运,就投身到养猪、粮食种植中。文弱的他后来能扛得动200斤的树、水泥。8月盛夏,双抢时期,他从早上4点在田地里干到晚上10点,光着的膀子晒成巧克力色。

 

繁重的劳动,长期没肉没油水的日子,他一天要吃3斤米面。“我没觉得苦,也不绝望,就是盲目。”

 

那时,他甚至以为这辈子就是种田了,只想着把田种好。

 

那时,他也没想过回上海,他在农场成了家,有了孩子,和妻子都是农场干部。

 

“在不能改变的时代里,偶尔冒出的机会,能抓住就很幸运。”

 

10年的知青时光,曹景行抓到书就读,他看过《二十四史》,也读过黑格尔、马列。“就是漫无目的地读。”他说。

 

1977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。“我没想过会有这一天,但机会来了,想读大学成了我内心的一股冲动。”曹景行说。次年,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以高分录取,“老三届”成了“新三届”。

 

知青岁月的勤读不是为了大学而准备,却无疑成就了他的大学梦。

 

曹景行总是坚持把手头的事情做好,他说:“理想就是期待,加上坚持。”

 

在复旦读大学的4年和在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的6年,他又看了10年的书。“以前下乡干活累得不行,还想办法看书,这10年,工作量太轻了,就不断看书。”

 

只是,这一次,他看到了一个方向,想通过读书去研究、了解世界,甚至期待以后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。大学期间,除了历史专业,他还修国际关系、世界经济系的课;在社科院,他研究美国农业。

 

42岁那年,曹景行结束了在上海的生活,去到香港。在那里,他终于能够看他研究多年的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运行。

 

“当时我不知道去了要做什么,去了我发现只能做新闻。”据他回忆,不能进大学,不能当公务员,要么经商,要么做新闻。自称连讨价还价都不会的曹景行选择了新闻。巧的是,大学期间,他修了新闻专业的课程。

 

从那以后,他再也没有离开新闻阵地。从幕后到幕前,从平面媒体到卫星传播,他乐此不疲。

 

在香港,他的英文能力让他工作生活都不费力。读大学期间,他找来美国的历史教材逐字逐句地翻译,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攻英文。在社科院,当时还没有复印机,他借来打字机打英文资料。英文学好了,指法也练好了。当香港进入电脑化时代时,熟练的指法让他很快掌握了电脑技术,成为《亚洲周刊》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编辑。

 

“我花的力气都刚好有用。”曹景行自觉幸运。

 

50岁是一个节点,他离开了《亚洲周刊》。

 

“人生开始倒数了,我没想清楚接下来干什么,只是不再想为别人打工。结果凤凰卫视找到我,似乎一切总是刚刚好。”他说。

 

从那时起,他的选择很多。除了在凤凰作评论员,他还为其他杂志撰稿。

 

窦文涛叫他“新闻雷达”,对此,他很谦虚地表示认同,“‘雷达’就是不断接收信号,的确,我总在接收新信息,对新闻很敏感。”

 

每天,他都读十来份日报,同时关注网络舆论场,并挑选当天最热的3条新闻做音频评论。据他透露,这些音频评论会送达全国30多家广播电台。

 

曹景行还有另一个身份: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。他已在清华当了8年教书匠,他说不知道还会做多久。这些年,他曾在上海、安徽、香港长住,在伦敦小住,也走过很多城市。现在,他唯独安于享受清华大学的美。

 

3月20深夜的那场大雪让他惊喜、沉醉,清晨他踏着雪在校园中游走,停不下的脚步,停不下的拍摄,“太美了,下着雪天还蓝着,实在罕见。”他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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