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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:理想是一个被玷污的词汇

       人浏览      添加时间:2013-12-26 21:45:31 简版阅读

 

陈丹青似乎一直在解构“理想”这个词。

 

回国13年间,不断有人问他有关理想的话题。现在,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理想,或者说,他拒绝承认的是被污染的“理想”。

 

“我根本没有理想,小时候想当个画家,不叫理想。我什么理想都没有。”他与这个话题显得格格不入。

 

时间回溯至4月19日傍晚,阴沉的北京正飘着小雨。陈丹青从中国油画院腾出身来,赶赴“向理想致敬”的活动现场。虽然晚餐尚早,陈丹青明显是饿了,他从司机那儿要来了两块饼干,就着矿泉水匆匆下肚。

 

然后,他第一次跟记者谈起了理想这个词:“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从小接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,这是一个被玷污的词汇。最后回到理性,而不是理想,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,就是太现实。”

 

事实上,陈丹青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理想。当年,他怀揣几十美元去美国,只为一件事—去美术馆看原作。他喜欢在美术馆里观察穿制服的警察、哈欠连天的游客,仔细揣摩他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……当然,他更喜欢的是在美术馆里临摹。他钟情于收集美术馆作为门票的各色圆形小铁片,他说美术馆是艺术家念念不忘的梦。

 

他渴望成为一名画家。回国后,他不止一次提过,人总是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理想。

 

2000年,陈丹青回国,执教于清华美院。课堂上,他从不掩饰对年轻人的喜欢。面对拥挤在讲堂里的年轻人,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。“不是我有多大的魅力,是因为我为年轻人说话。”他这样解读自己被年轻人热爱的原因。

 

他通过“辞职”的方式,表达对已经积重难返的艺术教育体制的抗议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与年轻人的交流,他甚至曾为一位读了他的书而决定要出国的年轻人写了一封推荐信,让他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。

 

汽车行驶至东三环的高架桥上。路旁是央视新址,南侧有一大块地被围起来,几台挖掘机在地面挖出一个大洞。这里曾是清华美院的旧址。

 

陈丹青侧过头,指着这块地说:“这就是我从前教书的学校,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在这里教了5年书。”他的心情不难理解,在无孔不入的商业面前,艺术总是不堪一击,最终溃败到逼仄的角落。正如18年前,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下,陈丹青不得不从位于曼哈顿西四十二街二三三号大楼里的画室搬走。

 

他也会照世俗的方式看待理想。“人生每个阶段不一样,年轻时希望快点离开农村,就想画画。后来我考上美院,当了画家,理想实现了。到了美国后,最初的理想是谋生,也达到了。后来开了眼界,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画,便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画得一样好,这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。回国后快50岁了,就觉得能够健康,生命能够长一点,做自己喜欢的事……这是我现在的理想。”

 

但他又回到哲学式的思考。在他看来,欲望与理想的界限很难明晰,正如叔本华所言,人生就像钟摆,一端是欲望,一端是懈怠,有欲望就积极,欲望满足就厌倦。“理想是要往那儿去,能不能到是另外一件事。欲望是得之而后快,必须要得到。”陈丹青觉得,在现在的语境中谈理想会让人尴尬。他不否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,“从个人角度说,有一部分人是有理想的,比如追求自由、民主,将之视为自身的纲领。但要将理想铺设到全社会,是很难的事情”。

 

作主题演讲时,陈丹青说,对这个社会,如果真要说一个梦想,那就是自由表达。“我回国这么多年,参加了不少这种场合和活动,所有上台发言的人,包括我自己,非常清楚哪些话是绝对不可以讲的,哪些事是绝对不可以说的,今天也是一样。”

 

在他眼里,这是国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区别之一。“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,8岁到了国外,很遗憾只会说普通话,不会读中文。我的书她一行都没有读过。她非常喜欢大陆,而且非常想交一个中国的男朋友,她和我在街上告诉我哪个男孩最帅。但很遗憾她交不到一个中国男朋友,因为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……她不能解读中国人说话的方式。”

 

陈丹青今年60岁,现在他不太愿意出席活动,也很少公开讲话。尽管已经回国十几年,但人际关系对他的困扰始终没有停止,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力量让他逐渐退回自我空间。他会在狭窄的话语空间里寻找出路,他坦诚自己的世故,“我在公共事务上比较好说话,因为我说的是一个比较空的对象;但如果指向一个具体的名字,或具体一个人,那我就会比较世故一点。”

 

不过,很难说他真能如他所言管好自己的嘴。晚上活动结束,陈丹青在归途中说他有点后悔,因为他在演讲时忘了提起不久前一件引起不小轰动的公共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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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:理想是一个被玷污的词汇

本刊记者        人浏览      添加时间:2013-12-26 21:45:31

 

陈丹青似乎一直在解构“理想”这个词。

 

回国13年间,不断有人问他有关理想的话题。现在,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理想,或者说,他拒绝承认的是被污染的“理想”。

 

“我根本没有理想,小时候想当个画家,不叫理想。我什么理想都没有。”他与这个话题显得格格不入。

 

时间回溯至4月19日傍晚,阴沉的北京正飘着小雨。陈丹青从中国油画院腾出身来,赶赴“向理想致敬”的活动现场。虽然晚餐尚早,陈丹青明显是饿了,他从司机那儿要来了两块饼干,就着矿泉水匆匆下肚。

 

然后,他第一次跟记者谈起了理想这个词:“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从小接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,这是一个被玷污的词汇。最后回到理性,而不是理想,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,就是太现实。”

 

事实上,陈丹青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理想。当年,他怀揣几十美元去美国,只为一件事—去美术馆看原作。他喜欢在美术馆里观察穿制服的警察、哈欠连天的游客,仔细揣摩他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……当然,他更喜欢的是在美术馆里临摹。他钟情于收集美术馆作为门票的各色圆形小铁片,他说美术馆是艺术家念念不忘的梦。

 

他渴望成为一名画家。回国后,他不止一次提过,人总是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理想。

 

2000年,陈丹青回国,执教于清华美院。课堂上,他从不掩饰对年轻人的喜欢。面对拥挤在讲堂里的年轻人,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。“不是我有多大的魅力,是因为我为年轻人说话。”他这样解读自己被年轻人热爱的原因。

 

他通过“辞职”的方式,表达对已经积重难返的艺术教育体制的抗议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与年轻人的交流,他甚至曾为一位读了他的书而决定要出国的年轻人写了一封推荐信,让他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。

 

汽车行驶至东三环的高架桥上。路旁是央视新址,南侧有一大块地被围起来,几台挖掘机在地面挖出一个大洞。这里曾是清华美院的旧址。

 

陈丹青侧过头,指着这块地说:“这就是我从前教书的学校,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在这里教了5年书。”他的心情不难理解,在无孔不入的商业面前,艺术总是不堪一击,最终溃败到逼仄的角落。正如18年前,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下,陈丹青不得不从位于曼哈顿西四十二街二三三号大楼里的画室搬走。

 

他也会照世俗的方式看待理想。“人生每个阶段不一样,年轻时希望快点离开农村,就想画画。后来我考上美院,当了画家,理想实现了。到了美国后,最初的理想是谋生,也达到了。后来开了眼界,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画,便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画得一样好,这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。回国后快50岁了,就觉得能够健康,生命能够长一点,做自己喜欢的事……这是我现在的理想。”

 

但他又回到哲学式的思考。在他看来,欲望与理想的界限很难明晰,正如叔本华所言,人生就像钟摆,一端是欲望,一端是懈怠,有欲望就积极,欲望满足就厌倦。“理想是要往那儿去,能不能到是另外一件事。欲望是得之而后快,必须要得到。”陈丹青觉得,在现在的语境中谈理想会让人尴尬。他不否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,“从个人角度说,有一部分人是有理想的,比如追求自由、民主,将之视为自身的纲领。但要将理想铺设到全社会,是很难的事情”。

 

作主题演讲时,陈丹青说,对这个社会,如果真要说一个梦想,那就是自由表达。“我回国这么多年,参加了不少这种场合和活动,所有上台发言的人,包括我自己,非常清楚哪些话是绝对不可以讲的,哪些事是绝对不可以说的,今天也是一样。”

 

在他眼里,这是国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区别之一。“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,8岁到了国外,很遗憾只会说普通话,不会读中文。我的书她一行都没有读过。她非常喜欢大陆,而且非常想交一个中国的男朋友,她和我在街上告诉我哪个男孩最帅。但很遗憾她交不到一个中国男朋友,因为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……她不能解读中国人说话的方式。”

 

陈丹青今年60岁,现在他不太愿意出席活动,也很少公开讲话。尽管已经回国十几年,但人际关系对他的困扰始终没有停止,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力量让他逐渐退回自我空间。他会在狭窄的话语空间里寻找出路,他坦诚自己的世故,“我在公共事务上比较好说话,因为我说的是一个比较空的对象;但如果指向一个具体的名字,或具体一个人,那我就会比较世故一点。”

 

不过,很难说他真能如他所言管好自己的嘴。晚上活动结束,陈丹青在归途中说他有点后悔,因为他在演讲时忘了提起不久前一件引起不小轰动的公共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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