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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继斌:何谓自己

本刊记者 杨继斌       人浏览      添加时间:2013-12-19 18:22:30 简版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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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人

 

杨继斌,他是《南方周末》资深调查记者,除了审慎、洞察和妙笔,他还以正派良善闻名。代表作有《李一成仙》、《“大篷车”千里返乡路》、《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》等。

 

推荐语

 

推荐村上春树《何谓自己(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)》

 

一直很讨厌“XXX行业必读”一类的说法。但真心建议从业三五年、觉得自己技术上的“那层纸”需要捅破的同行,读读村上的《何》文。也许一下就豁然开朗了。村上春树此文谈的是小说写作,可刀法是相通的。

 

我们常困惑于做选题时的“小切口”。都知道要找小切口,从哪里找呢。按村上的“炸牡蛎理论”,到处都是小切口啊。(我们完全可以写陈水总炸牡蛎嘛。)

 

按我的理解,炸牡蛎不只是寻找选题“小切口”的办法,也是做新闻“投机取巧”的一个办法。什么意思呢?

 

“几乎不可能用四页纸来描述自己,但用四页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。为什么不用四页纸讲你自己是如何炸牡蛎的呢?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与距离感,这种追根溯源便等于是在描述你自己。”

 

村上所说的四页纸的容量,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一篇稿子的容量,是相通的。说得都是把如何一个包含巨量信息的人或事,装进一个局促空间里。当然,对作家而言、这只是一个“写”的技巧问题,而对记者,这里面还有一个“采”的问题。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采访一开始,就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“炸牡蛎”上面呢。毕竟大多数时候,我们最稀缺的资源,不是四页纸或者五页纸,而是有限的采访时间。

 

本文关于“叠加、设置假设,像移动睡觉的猫咪”的说法,也很值得玩味。不过传道最好的方式是诵读经文。不多说了。下面我们一起,如是我闻。

 

《何谓自己(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)》

文 | 村上春树

  

这是为大庭健先生的著作《叫作“我”的迷宫》专修大学出版局,2001年4月出版写的“类似解说的东西”。大庭先生是所谓的哲学家,或说思想家(就是专门思考相当艰深的问题的人),像我这样的角色本不该冒昧地越俎代庖,却因为人家拜托“不管写什么都行”,于是写下这篇文章。大庭先生与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相识的。

 

何谓小说家?当别人问我,我大概都这么回答:“小说家,就是以多作观察、少下结论为生的人。”为什么小说家得多作观察?因为没有大量的准确观察,就不可能有精准的描写——哪怕是通过观察奄美黑兔去描写保龄球。那为什么又要少下结论?因为作出最终结论的永远是读者,而非作者。小说家的使命,就在于悄然地(当然,也可以用暴力形式)把该下的结论以最具魅力的形式传递给读者。

  

想必诸位知道,一旦小说家(偷懒,或单纯为了卖弄)不愿将这权利委让给读者,亲自出马指手画脚地下结论,小说大体就会变得味同嚼蜡。内容缺乏深度,语言失去光彩,故事变得呆滞。

 

想写好故事,小说家该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预设结论,而是精心地不断叠加假设。我们就像用双手托起熟睡的猫咪一般,把这些假设悄然托起来运走(每当使用“假设”这个词,我总是浮想起呼呼酣睡的猫咪的形象。温暖柔软湿乎乎,又浑然不觉的猫咪),在故事这个小小的广场中央,一个又一个地堆积起来。能否有效准确地挑选猫咪(即假设),能否自然巧妙地把它们堆积起来,就得看小说家的能耐了。

  

读者姑且将这假设的结集吸纳进心中,听从自己的指令重新调整,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——当然是说中意这个故事的话。几乎所有情况下,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。我说的“结论”,就是指这种个人的排列调整。换个说法,也就是精神构成模式的重组样本。通过这种抽样作业,读者能感同身受,真实地“体验”活着这一行为中包含的动性亦即活力。为何得刻意这么做?因为真正重组“精神构成模式”之类,绝非人生中能一再体验的事。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虚构的作品,实验性、假设性地进行一点抽样调查。

  

也就是说,如果把小说使用的材料一一提取出来,虽然是虚构,是疑似,然而就其遵从的个人指令和调整重组过程而言,却不折不扣就是(或应当是)实实在在的真家伙。我们小说家始终拘泥于虚构,在许多情况下,恐怕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虚构中,才能有效而紧凑地将假设堆积起来。只有精通虚构这工具,我们才能让猫咪们深深地酣睡。

  

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。许多人真诚地问我:“为什么您能那么清楚、准确地理解我的心思?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,此前的人生体验肯定也毫无共同之处。”我回答说:“那不是因为我准确理解了你的心思。我不认识你,当然不了解你的所想所思。如果你觉得心事得到了理解,是因为你把我的故事有效摄人了内心世界。”决定假设走向的,是读者而非作者。所谓故事就是风。当有东西摇曳时,风才为人眼辨认。

  

“何谓自己”这一追问对于小说家——至少对于我——几乎不具备意义。因为这对小说家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。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将“何谓自己”的设问转换为别种综合形式(亦即故事的形式)。这工作进行得极其自然极其本能,因此不必刻意思考那设问,就算思考也几乎不起作用——反而会引来麻烦。如果有作家长期严肃思考“何谓自己”的命题,他(她)就不是天生的作家。也许他(她)写过几本优秀的小说,却木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家。我是这么看的。

  

不久前,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,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准确的原文回忆不出了,现将大致的意思写下来。

  

日前参加就职考试,有一道考题是“请在四页稿纸之内(我记得好像是)对你自己进行描述”。我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。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嘛。假如村上老师您遇到这种考题,您会怎么回答?职业作家连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?

 

对此,我的回答是这样的。

  

你好。诚如所言,几乎不可能用不足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。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提问。但就算无法描述自己,比如说用不足四页稿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。那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?通过你描述炸牡蛎,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,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。这就是我所谓的“炸牡蛎理论”。下次再有人叫你描述自己,你就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看看。当然不必非得炸牡蛎不可。炸肉饼也行,炸虾丸也可以。丰田卡罗拉汽车也好青山大街也好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也好,都没关系。我不过是喜欢炸牡蛎,信手拈来做个例子罢了。为你加油。

 

  

对啦,所谓小说家,就是指能无比详尽地描述全世界的炸牡蛎的人。从不去思考“何谓自己”(也无暇思索这类问题),我们不停地撰文描述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,并将这些事象事物与自己的距离和方向作为数据资料积累起来。请多作观察,少下结论。这就是我所谓“假设”的大致意义。于是这些假设——不断堆积的猫咪们——就会产生热量,这么一来,名叫故事的vehicle(载体)便自动启程。

  

“何谓真正的自己”这一追问,由于逻辑的畸变,成为奥姆真理教(或其他极端宗教)吸引众多青年的因素,这一点也是大庭健先生在本书中屡屡指出的地方。我写作《在约定的场所》一书时,曾经对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,得到的印象大体相仿。

 

他们中有许多人深陷看不见出口的思维的死胡同,追问自己“本来的实体”究竟是什么,于是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(姑且称为“现实A”)的实质联系。人若想将自己相对比,必须闯过几个有血有肉的假设的关口。就好比莫扎特歌剧《魔笛》中的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米娜那样,经历过水与火的考验(或说经历作为隐喻的死亡),才理解爱情与正义的普遍性,并借此逐步认清自己这一身份。

 

但实际上,此刻环绕我们的现实充满太多信息与选项,基本不可能从中恰当挑选并吸纳对自己有效的假设。将它们无限制无秩序地摄入体内导致中毒的情形倒屡见不鲜。而且环顾四周,并不见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在引导他(她)。因为现实的推移过于迅猛,一代代前辈积累的经验许多情况下不再是有效的范例。

 

就在这时,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悄然现身,将几种假设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套餐食谱交到他们手上。其中所有的必需品一应俱全,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。此前混乱不堪的“现实A”,如今被剔除种种制约、附加条件和矛盾,变得更单纯而“干净”的“现实B”取代。在那里,选项数量有限,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条理清晰的答案。相对性遭受放逐,绝对性取而代之。在这新的现实中,他(她)承担的角色被明确标示出来,该做的事项罗列在详尽的日程表上。努力固然必不可少,但要达到目标却用数字测算出来,绘制成图表。那个“现实B”中的自我,夹在“前自我”和“后自我”之间,所以是拥有正当存在意义与连续性的自我,绝非其他。一目了然。此外我们还能冀盼什么呢?而且为了获取那新的现实,他(她)必须支付给对方的,无非是旧的现实,以及在其中手忙脚乱地苦苦挣扎、惨不忍睹的自我。

 

“跳吧!”那个局外人说,“你该做的,只是从旧的大地跳到新的大地上。”

 

允许我表达见解的话,这种交易倒不见得有多么荒谬。小说家有时也做相同的事。我们通过故事这工具把它讲述出来。“跳吧!”我们说。于是把读者摄入故事这一现实之外的体系,将幻想塞给他们。使他们勃起,使他们畏惧,使他们流泪。将他们驱入新的森林,让他们穿越坚固的墙壁,让他们把不自然的事物视为自然,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。

 

然而故事一旦结束,假设便基本完成使命。幕布降下,灯光亮起,堆积的猫咪们从酣睡中醒来,伸伸懒腰,停止做梦。读者只留下部分记忆,回到原先的现实中。与先前相比,也许颜色有时会改变,但存在于彼的仍是原先那个司空见惯的现实。其延续性毫无置疑的余地。换言之,这个故事是开放的。催眠师在时机到来时,会啪地拍一下手,将被催眠者的催眠状态解除。

 

然而麻原彰晃其人,以及奥姆真理教组织针对众多青年的所作所为,完全封闭了他们的故事之环。锁上厚厚的门,把钥匙扔到窗外。将“何谓真正的自己”的疑问带来的封闭性足足放大一圈,置换成更牢固的封闭性。

 

将延续性切断——这大约就是关键。通过切断延续性(或无限地替换成伪装的延续性),一见之下现实似乎变得和谐统一,但延续性这稍嫌凌乱却不可或缺的气孔却被人为地堵塞,因此房间不容分说滑向缺氧状态。这任如何考虑都是危险的事态,实际上当真招致了及其悲惨的结果。

 

我接到过一位曾沉迷某个庞大极端宗教(不是奥姆真理教)的男子的来信。他被那个极端宗教组织送进修道场(似的地方),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。严禁阅读圣典之外的书籍(他们不允许信众接触虚构作品,之人可一条虚构频道,这也是必然)。然而他将我写的小说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偷偷藏在箱底,避人眼目每天偷读上一段。然后历经艰难曲折,花费许多时日才好不容易摆脱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束缚。如今终于重归现实世界,过上普通的生活。为什么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每天读那本小说?为什么没有听从指令把它扔掉?他也无法解释清楚。不过他写道,倘若不曾坚持读那本小说,不知能否从那里成功逃脱。

 

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,这封来信有重要意义。我的猫咪们没准就在做相当厉害的梦呢。我当然不是在夸奖自己写的小说优秀,只是说,在某种特定的场合,它曾经拥有某种特定的效应。但作为一介小说家,我仍然为这个事实欣慰。

 

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也许在围绕故事这工具进行漫长而严峻的战斗。有时我也这么想。

 

他们——极端宗教——准备了简单直接、一目了然却又强劲有力的故事,引诱人们,试图把人拖进圈套。从有效性的角度看,这是极其有效的假设。几乎没有不纯物质介入其中。对其理论提出异议的因素,就像贝壳吐出沙粒一般,从一开始就被巧妙地排除了。逻辑大致前后一贯。不必迷惘,也不必苦恼。在那里所有的疑问都会得到解决。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,那只说明所作的努力还不够。来吧,努力吧!课题布置下来了,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正当的回报。封闭的环正因为封闭,正因为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,才拥有可迅速见效的强大能力。

 

与之相比,我们小说家能提供的故事却平淡无奇。我们只能预备各种式样各种尺码的鞋子,让大家轮流把脚伸进去。既费时间,又费劳力。说不定有人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。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包票。一望而知缺乏有效性。如果有人问: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,到底有什么意义?我将无言以对。没有明快的答案。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,说:“我觉得好像有某种意义。”

 

某种意义。

 

但也有某类东西,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。虽然不多,却有一些。那就是前面也曾提及的延续性。我们在一个叫做“文学”的、经历过长期实证的领域里工作。但从历史角度去看,文学在许多情况下起不到现实作用。比如说它从来不能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阻止战争、屠杀、诈骗与偏见。在这层意义上,也可以说文学是无力的,在历史上几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速效性。但至少文学从来不曾催生战争、屠杀、诈骗与偏见,反而始终不厌其烦地孜孜努力,试图催生与之抗争的某种东西。当然,其中不无试行错误、自相矛盾、内部纷争、异端与走题。尽管如此,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。在叫作文学的东西里面,有这种(唯独)在延续性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特质。我如此认为。

 

这种强有力,就是巴尔扎克的强劲,是托尔斯泰的恢宏,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,是荷马丰饶的想象,是上田秋成澄澈的美丽。我们所写的虚构作品——尽管屡屡把荷马拉出来举例让人觉得对不起他——就建立在源自那里并绵延至今的传统上。我作为一介小说家,在万籁俱寂的时分,有时会听见那涓涓细流的声音。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,不必说,于世间几乎没有用处。但觉得此时此刻我所做的,就是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,今后它必定会传承下去。

 

所谓故事,就是魔术。借用奇幻小说式的说法,我们小说家将其作为“白魔法”来使用,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“黑魔法”来利用。我们在森林深处,不为人知地殊死格斗。简直就像斯蒂芬·金的少年小说中的一幕场景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,那种形象肯定相当接近真实。因为小说家比谁都熟知故事的强大力量及背后的危险性。所谓延续性,也就是道义性。而所谓的道义性,就是精神的公正。

 

还是回到那个问题:“何谓真正的自己?”

 

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?

 

让我们(用四页稿纸以内的篇幅)来谈谈炸牡蛎。以下的文章与故事主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。但运气好的话,我打算通过炸牡蛎这东西来谈谈自己。笛卡儿或帕斯卡尔对此是如何思考的,我一无所知,在我而言就是“我谈炸牡蛎,故我在”。我甚至有种预感,假如沿着这条广漠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,一定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延续性与道义性。不,我并不想真正去寻找这种东西。因为就算在找到了,它对我也几乎无用。但很想感觉到它就在某处——通过撰写关于炸牡蛎的文章。

 

我想说的,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。我的环是开放的。豁然张开。我从那里来者不拒地将全世界的炸牡蛎、炸肉饼、炸虾丸、地铁银座线、三菱圆珠笔统统接纳进来,作为物质,作为血肉,作为概念,作为假设。然后打算利用它们制造出我个人的通讯装置。就如同ET利用比比皆是的废物组装出行星通讯装置。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这一点至关重要,对我来说,对真正的我来说。

 

《炸牡蛎的故事》

 

寒冷的冬日黄昏,我走进一家平素常去的餐馆,点了啤酒(札幌牌中瓶)和炸牡蛎。这家餐馆提供两种选项:五只一盘的炸牡蛎和八只一盘的炸牡蛎。体贴入微。为那些想多吃点炸牡蛎的人,就送上量多的来。为那些想少吃点炸牡蛎的人,则送上量少的来。我当然要了八只一盘的,因为我今天想多吃些炸牡蛎。

 

炸牡蛎的配菜,是大堆切得细细的卷心菜。甜丝丝的新鲜的卷心菜。想要的话可以再追加。追加就多收五十日元。但我还不至于要追加卷心菜。我是专冲着炸牡蛎来的,可不是来吃搭配的卷心菜。盘子里装的这些就足够了。在我的盘子里,炸牡蛎的面衣还在吱吱地发出响声。轻微但美妙的声音。就在眼前,大厨刚刚把它们炸好。从大油锅里送到我坐的柜台边,只需不到五秒钟。在某些情况下——譬如在寒冷的黄昏品味刚出锅的炸牡蛎时——速度具有重大意义。

 

用筷子啪唧一声将那面衣夹作两半,就会明白在里面牡蛎依然以牡蛎的形态存在。一目了然,那就是牡蛎,绝非其他。颜色是牡蛎的颜色,形状是牡蛎的形状。它们不久前还待在海底某处,一语不发一动不动,不分昼夜地在坚硬的壳里(大概是)思考牡蛎式的问题。此刻它们却躺在我的盘子里。我为自己姑且不是牡蛎,却是个小说家而欣慰,为自己么有被油炸后摆在卷心菜旁边而欣慰,为自己姑且不相信轮回转生而欣慰。您瞧,我可不愿想象来生说不定会变成牡蛎。

 

我静静地将炸牡蛎送往唇边。面衣与牡蛎进入我口中。面衣那脆生生的口感和牡蛎那柔嫩嫩的口感,作为共存的质感同时为我感知。微妙地浑然一体的香味,仿佛祝福般在口中扩散开去。我感到此刻非常幸福。因为我盼望吃炸牡蛎,又如愿以偿吃上了八只,甚至还喝上了啤酒。也许你会说,这种玩意儿不过是有限的幸福罢了。然而,此前我遇到无限的幸福又是在什么时候?而且,那果真就是无限的么?

 

我尝试着思考这个,但总也得不到结论。因为还关涉别人在内,无法轻易决定。炸牡蛎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暗示呢?我盯着剩下的三只炸牡蛎看了片刻,可它们不对我吐露一言。

 

不久我吃完饭,喝完最后一口啤酒,起身,付款,步出店外。朝着车站走去时,我微微感觉到双肩上有炸牡蛎静静的鼓励。那绝非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炸牡蛎对我来说,是弥足珍贵的个人反映之一。而且森林深处有人正在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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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继斌:何谓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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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继斌,他是《南方周末》资深调查记者,除了审慎、洞察和妙笔,他还以正派良善闻名。代表作有《李一成仙》、《“大篷车”千里返乡路》、《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》等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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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很讨厌“XXX行业必读”一类的说法。但真心建议从业三五年、觉得自己技术上的“那层纸”需要捅破的同行,读读村上的《何》文。也许一下就豁然开朗了。村上春树此文谈的是小说写作,可刀法是相通的。

 

我们常困惑于做选题时的“小切口”。都知道要找小切口,从哪里找呢。按村上的“炸牡蛎理论”,到处都是小切口啊。(我们完全可以写陈水总炸牡蛎嘛。)

 

按我的理解,炸牡蛎不只是寻找选题“小切口”的办法,也是做新闻“投机取巧”的一个办法。什么意思呢?

 

“几乎不可能用四页纸来描述自己,但用四页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。为什么不用四页纸讲你自己是如何炸牡蛎的呢?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与距离感,这种追根溯源便等于是在描述你自己。”

 

村上所说的四页纸的容量,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一篇稿子的容量,是相通的。说得都是把如何一个包含巨量信息的人或事,装进一个局促空间里。当然,对作家而言、这只是一个“写”的技巧问题,而对记者,这里面还有一个“采”的问题。那么,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采访一开始,就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“炸牡蛎”上面呢。毕竟大多数时候,我们最稀缺的资源,不是四页纸或者五页纸,而是有限的采访时间。

 

本文关于“叠加、设置假设,像移动睡觉的猫咪”的说法,也很值得玩味。不过传道最好的方式是诵读经文。不多说了。下面我们一起,如是我闻。

 

《何谓自己(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)》

文 | 村上春树

  

这是为大庭健先生的著作《叫作“我”的迷宫》专修大学出版局,2001年4月出版写的“类似解说的东西”。大庭先生是所谓的哲学家,或说思想家(就是专门思考相当艰深的问题的人),像我这样的角色本不该冒昧地越俎代庖,却因为人家拜托“不管写什么都行”,于是写下这篇文章。大庭先生与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相识的。

 

何谓小说家?当别人问我,我大概都这么回答:“小说家,就是以多作观察、少下结论为生的人。”为什么小说家得多作观察?因为没有大量的准确观察,就不可能有精准的描写——哪怕是通过观察奄美黑兔去描写保龄球。那为什么又要少下结论?因为作出最终结论的永远是读者,而非作者。小说家的使命,就在于悄然地(当然,也可以用暴力形式)把该下的结论以最具魅力的形式传递给读者。

  

想必诸位知道,一旦小说家(偷懒,或单纯为了卖弄)不愿将这权利委让给读者,亲自出马指手画脚地下结论,小说大体就会变得味同嚼蜡。内容缺乏深度,语言失去光彩,故事变得呆滞。

 

想写好故事,小说家该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预设结论,而是精心地不断叠加假设。我们就像用双手托起熟睡的猫咪一般,把这些假设悄然托起来运走(每当使用“假设”这个词,我总是浮想起呼呼酣睡的猫咪的形象。温暖柔软湿乎乎,又浑然不觉的猫咪),在故事这个小小的广场中央,一个又一个地堆积起来。能否有效准确地挑选猫咪(即假设),能否自然巧妙地把它们堆积起来,就得看小说家的能耐了。

  

读者姑且将这假设的结集吸纳进心中,听从自己的指令重新调整,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——当然是说中意这个故事的话。几乎所有情况下,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。我说的“结论”,就是指这种个人的排列调整。换个说法,也就是精神构成模式的重组样本。通过这种抽样作业,读者能感同身受,真实地“体验”活着这一行为中包含的动性亦即活力。为何得刻意这么做?因为真正重组“精神构成模式”之类,绝非人生中能一再体验的事。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虚构的作品,实验性、假设性地进行一点抽样调查。

  

也就是说,如果把小说使用的材料一一提取出来,虽然是虚构,是疑似,然而就其遵从的个人指令和调整重组过程而言,却不折不扣就是(或应当是)实实在在的真家伙。我们小说家始终拘泥于虚构,在许多情况下,恐怕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虚构中,才能有效而紧凑地将假设堆积起来。只有精通虚构这工具,我们才能让猫咪们深深地酣睡。

  

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。许多人真诚地问我:“为什么您能那么清楚、准确地理解我的心思?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,此前的人生体验肯定也毫无共同之处。”我回答说:“那不是因为我准确理解了你的心思。我不认识你,当然不了解你的所想所思。如果你觉得心事得到了理解,是因为你把我的故事有效摄人了内心世界。”决定假设走向的,是读者而非作者。所谓故事就是风。当有东西摇曳时,风才为人眼辨认。

  

“何谓自己”这一追问对于小说家——至少对于我——几乎不具备意义。因为这对小说家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。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将“何谓自己”的设问转换为别种综合形式(亦即故事的形式)。这工作进行得极其自然极其本能,因此不必刻意思考那设问,就算思考也几乎不起作用——反而会引来麻烦。如果有作家长期严肃思考“何谓自己”的命题,他(她)就不是天生的作家。也许他(她)写过几本优秀的小说,却木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家。我是这么看的。

  

不久前,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,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准确的原文回忆不出了,现将大致的意思写下来。

  

日前参加就职考试,有一道考题是“请在四页稿纸之内(我记得好像是)对你自己进行描述”。我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。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嘛。假如村上老师您遇到这种考题,您会怎么回答?职业作家连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?

 

对此,我的回答是这样的。

  

你好。诚如所言,几乎不可能用不足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。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提问。但就算无法描述自己,比如说用不足四页稿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。那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?通过你描述炸牡蛎,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,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。这就是我所谓的“炸牡蛎理论”。下次再有人叫你描述自己,你就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看看。当然不必非得炸牡蛎不可。炸肉饼也行,炸虾丸也可以。丰田卡罗拉汽车也好青山大街也好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也好,都没关系。我不过是喜欢炸牡蛎,信手拈来做个例子罢了。为你加油。

 

  

对啦,所谓小说家,就是指能无比详尽地描述全世界的炸牡蛎的人。从不去思考“何谓自己”(也无暇思索这类问题),我们不停地撰文描述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,并将这些事象事物与自己的距离和方向作为数据资料积累起来。请多作观察,少下结论。这就是我所谓“假设”的大致意义。于是这些假设——不断堆积的猫咪们——就会产生热量,这么一来,名叫故事的vehicle(载体)便自动启程。

  

“何谓真正的自己”这一追问,由于逻辑的畸变,成为奥姆真理教(或其他极端宗教)吸引众多青年的因素,这一点也是大庭健先生在本书中屡屡指出的地方。我写作《在约定的场所》一书时,曾经对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,得到的印象大体相仿。

 

他们中有许多人深陷看不见出口的思维的死胡同,追问自己“本来的实体”究竟是什么,于是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(姑且称为“现实A”)的实质联系。人若想将自己相对比,必须闯过几个有血有肉的假设的关口。就好比莫扎特歌剧《魔笛》中的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米娜那样,经历过水与火的考验(或说经历作为隐喻的死亡),才理解爱情与正义的普遍性,并借此逐步认清自己这一身份。

 

但实际上,此刻环绕我们的现实充满太多信息与选项,基本不可能从中恰当挑选并吸纳对自己有效的假设。将它们无限制无秩序地摄入体内导致中毒的情形倒屡见不鲜。而且环顾四周,并不见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在引导他(她)。因为现实的推移过于迅猛,一代代前辈积累的经验许多情况下不再是有效的范例。

 

就在这时,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悄然现身,将几种假设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套餐食谱交到他们手上。其中所有的必需品一应俱全,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。此前混乱不堪的“现实A”,如今被剔除种种制约、附加条件和矛盾,变得更单纯而“干净”的“现实B”取代。在那里,选项数量有限,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条理清晰的答案。相对性遭受放逐,绝对性取而代之。在这新的现实中,他(她)承担的角色被明确标示出来,该做的事项罗列在详尽的日程表上。努力固然必不可少,但要达到目标却用数字测算出来,绘制成图表。那个“现实B”中的自我,夹在“前自我”和“后自我”之间,所以是拥有正当存在意义与连续性的自我,绝非其他。一目了然。此外我们还能冀盼什么呢?而且为了获取那新的现实,他(她)必须支付给对方的,无非是旧的现实,以及在其中手忙脚乱地苦苦挣扎、惨不忍睹的自我。

 

“跳吧!”那个局外人说,“你该做的,只是从旧的大地跳到新的大地上。”

 

允许我表达见解的话,这种交易倒不见得有多么荒谬。小说家有时也做相同的事。我们通过故事这工具把它讲述出来。“跳吧!”我们说。于是把读者摄入故事这一现实之外的体系,将幻想塞给他们。使他们勃起,使他们畏惧,使他们流泪。将他们驱入新的森林,让他们穿越坚固的墙壁,让他们把不自然的事物视为自然,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。

 

然而故事一旦结束,假设便基本完成使命。幕布降下,灯光亮起,堆积的猫咪们从酣睡中醒来,伸伸懒腰,停止做梦。读者只留下部分记忆,回到原先的现实中。与先前相比,也许颜色有时会改变,但存在于彼的仍是原先那个司空见惯的现实。其延续性毫无置疑的余地。换言之,这个故事是开放的。催眠师在时机到来时,会啪地拍一下手,将被催眠者的催眠状态解除。

 

然而麻原彰晃其人,以及奥姆真理教组织针对众多青年的所作所为,完全封闭了他们的故事之环。锁上厚厚的门,把钥匙扔到窗外。将“何谓真正的自己”的疑问带来的封闭性足足放大一圈,置换成更牢固的封闭性。

 

将延续性切断——这大约就是关键。通过切断延续性(或无限地替换成伪装的延续性),一见之下现实似乎变得和谐统一,但延续性这稍嫌凌乱却不可或缺的气孔却被人为地堵塞,因此房间不容分说滑向缺氧状态。这任如何考虑都是危险的事态,实际上当真招致了及其悲惨的结果。

 

我接到过一位曾沉迷某个庞大极端宗教(不是奥姆真理教)的男子的来信。他被那个极端宗教组织送进修道场(似的地方),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。严禁阅读圣典之外的书籍(他们不允许信众接触虚构作品,之人可一条虚构频道,这也是必然)。然而他将我写的小说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偷偷藏在箱底,避人眼目每天偷读上一段。然后历经艰难曲折,花费许多时日才好不容易摆脱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束缚。如今终于重归现实世界,过上普通的生活。为什么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每天读那本小说?为什么没有听从指令把它扔掉?他也无法解释清楚。不过他写道,倘若不曾坚持读那本小说,不知能否从那里成功逃脱。

 

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,这封来信有重要意义。我的猫咪们没准就在做相当厉害的梦呢。我当然不是在夸奖自己写的小说优秀,只是说,在某种特定的场合,它曾经拥有某种特定的效应。但作为一介小说家,我仍然为这个事实欣慰。

 

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也许在围绕故事这工具进行漫长而严峻的战斗。有时我也这么想。

 

他们——极端宗教——准备了简单直接、一目了然却又强劲有力的故事,引诱人们,试图把人拖进圈套。从有效性的角度看,这是极其有效的假设。几乎没有不纯物质介入其中。对其理论提出异议的因素,就像贝壳吐出沙粒一般,从一开始就被巧妙地排除了。逻辑大致前后一贯。不必迷惘,也不必苦恼。在那里所有的疑问都会得到解决。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,那只说明所作的努力还不够。来吧,努力吧!课题布置下来了,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正当的回报。封闭的环正因为封闭,正因为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,才拥有可迅速见效的强大能力。

 

与之相比,我们小说家能提供的故事却平淡无奇。我们只能预备各种式样各种尺码的鞋子,让大家轮流把脚伸进去。既费时间,又费劳力。说不定有人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。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包票。一望而知缺乏有效性。如果有人问: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,到底有什么意义?我将无言以对。没有明快的答案。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,说:“我觉得好像有某种意义。”

 

某种意义。

 

但也有某类东西,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。虽然不多,却有一些。那就是前面也曾提及的延续性。我们在一个叫做“文学”的、经历过长期实证的领域里工作。但从历史角度去看,文学在许多情况下起不到现实作用。比如说它从来不能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阻止战争、屠杀、诈骗与偏见。在这层意义上,也可以说文学是无力的,在历史上几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速效性。但至少文学从来不曾催生战争、屠杀、诈骗与偏见,反而始终不厌其烦地孜孜努力,试图催生与之抗争的某种东西。当然,其中不无试行错误、自相矛盾、内部纷争、异端与走题。尽管如此,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。在叫作文学的东西里面,有这种(唯独)在延续性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特质。我如此认为。

 

这种强有力,就是巴尔扎克的强劲,是托尔斯泰的恢宏,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,是荷马丰饶的想象,是上田秋成澄澈的美丽。我们所写的虚构作品——尽管屡屡把荷马拉出来举例让人觉得对不起他——就建立在源自那里并绵延至今的传统上。我作为一介小说家,在万籁俱寂的时分,有时会听见那涓涓细流的声音。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,不必说,于世间几乎没有用处。但觉得此时此刻我所做的,就是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,今后它必定会传承下去。

 

所谓故事,就是魔术。借用奇幻小说式的说法,我们小说家将其作为“白魔法”来使用,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“黑魔法”来利用。我们在森林深处,不为人知地殊死格斗。简直就像斯蒂芬·金的少年小说中的一幕场景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,那种形象肯定相当接近真实。因为小说家比谁都熟知故事的强大力量及背后的危险性。所谓延续性,也就是道义性。而所谓的道义性,就是精神的公正。

 

还是回到那个问题:“何谓真正的自己?”

 

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?

 

让我们(用四页稿纸以内的篇幅)来谈谈炸牡蛎。以下的文章与故事主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。但运气好的话,我打算通过炸牡蛎这东西来谈谈自己。笛卡儿或帕斯卡尔对此是如何思考的,我一无所知,在我而言就是“我谈炸牡蛎,故我在”。我甚至有种预感,假如沿着这条广漠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,一定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延续性与道义性。不,我并不想真正去寻找这种东西。因为就算在找到了,它对我也几乎无用。但很想感觉到它就在某处——通过撰写关于炸牡蛎的文章。

 

我想说的,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。我的环是开放的。豁然张开。我从那里来者不拒地将全世界的炸牡蛎、炸肉饼、炸虾丸、地铁银座线、三菱圆珠笔统统接纳进来,作为物质,作为血肉,作为概念,作为假设。然后打算利用它们制造出我个人的通讯装置。就如同ET利用比比皆是的废物组装出行星通讯装置。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这一点至关重要,对我来说,对真正的我来说。

 

《炸牡蛎的故事》

 

寒冷的冬日黄昏,我走进一家平素常去的餐馆,点了啤酒(札幌牌中瓶)和炸牡蛎。这家餐馆提供两种选项:五只一盘的炸牡蛎和八只一盘的炸牡蛎。体贴入微。为那些想多吃点炸牡蛎的人,就送上量多的来。为那些想少吃点炸牡蛎的人,则送上量少的来。我当然要了八只一盘的,因为我今天想多吃些炸牡蛎。

 

炸牡蛎的配菜,是大堆切得细细的卷心菜。甜丝丝的新鲜的卷心菜。想要的话可以再追加。追加就多收五十日元。但我还不至于要追加卷心菜。我是专冲着炸牡蛎来的,可不是来吃搭配的卷心菜。盘子里装的这些就足够了。在我的盘子里,炸牡蛎的面衣还在吱吱地发出响声。轻微但美妙的声音。就在眼前,大厨刚刚把它们炸好。从大油锅里送到我坐的柜台边,只需不到五秒钟。在某些情况下——譬如在寒冷的黄昏品味刚出锅的炸牡蛎时——速度具有重大意义。

 

用筷子啪唧一声将那面衣夹作两半,就会明白在里面牡蛎依然以牡蛎的形态存在。一目了然,那就是牡蛎,绝非其他。颜色是牡蛎的颜色,形状是牡蛎的形状。它们不久前还待在海底某处,一语不发一动不动,不分昼夜地在坚硬的壳里(大概是)思考牡蛎式的问题。此刻它们却躺在我的盘子里。我为自己姑且不是牡蛎,却是个小说家而欣慰,为自己么有被油炸后摆在卷心菜旁边而欣慰,为自己姑且不相信轮回转生而欣慰。您瞧,我可不愿想象来生说不定会变成牡蛎。

 

我静静地将炸牡蛎送往唇边。面衣与牡蛎进入我口中。面衣那脆生生的口感和牡蛎那柔嫩嫩的口感,作为共存的质感同时为我感知。微妙地浑然一体的香味,仿佛祝福般在口中扩散开去。我感到此刻非常幸福。因为我盼望吃炸牡蛎,又如愿以偿吃上了八只,甚至还喝上了啤酒。也许你会说,这种玩意儿不过是有限的幸福罢了。然而,此前我遇到无限的幸福又是在什么时候?而且,那果真就是无限的么?

 

我尝试着思考这个,但总也得不到结论。因为还关涉别人在内,无法轻易决定。炸牡蛎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暗示呢?我盯着剩下的三只炸牡蛎看了片刻,可它们不对我吐露一言。

 

不久我吃完饭,喝完最后一口啤酒,起身,付款,步出店外。朝着车站走去时,我微微感觉到双肩上有炸牡蛎静静的鼓励。那绝非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炸牡蛎对我来说,是弥足珍贵的个人反映之一。而且森林深处有人正在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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